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，谣言往往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。疫情期间，从“双黄连可预防新冠病毒”到“5G传播病毒”等不实信息屡屡刷屏，许多人甚至在转发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传播了谣言。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心理、信息环境和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一、信息真空与焦虑情绪的共振
当重大危机发生时，公众往往处于“信息饥渴”状态。官方信息的发布需要经过严谨核实，而谣言却能迅速填补认知空白。心理学研究显示，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极低，面对未知威胁时，大脑会本能地寻求解释——即使这个解释缺乏证据。武汉封城初期，当人们对病毒传播途径尚不明确时，“宠物传播病毒”等谣言之所以广泛传播，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看似具体的防范目标，缓解了人们面对无形威胁的无力感。
二、社交媒体的“回声室效应”
算法推荐机制无形中构建了信息茧房。当某个谣言被特定群体接受后，社交媒体会持续推送类似内容，形成自我强化的信息闭环。研究发现，疫情期间，家庭微信群往往成为谣言传播的重灾区，这是因为亲属关系带来的信任感降低了信息核实门槛。而“宁可信其有”的预防性心理，使得许多人选择先转发“可能有用”的信息，客观上助长了谣言传播。
三、认知偏差的多重作用
- 确认偏误：人们更倾向于相信符合自己原有观念的信息。若某人对某些机构存在不信任，那么关于“疫情数据造假”的谣言就更容易被采信。
- 情感启发式：当信息引发强烈情绪反应时，理性判断往往会让位。那些描述“医院尸体无人处理”的骇人叙述，即使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片段拼接，其造成的情感冲击已足以让人忽略事实核查。
- 从众心理：看到亲友纷纷转发某个“防疫偏方”，个体很容易产生“这么多人都信，应该有点道理”的心理暗示。
四、信息素养的数字鸿沟
中老年群体成为谣言易感人群并非偶然。他们成长于传统媒体时代，习惯于单向接收权威信息，面对社交媒体上海量且矛盾的信息时，往往缺乏必要的数字批判能力。而年轻群体虽然熟悉网络操作，但也可能因专业领域知识不足而误判——例如生物医学类谣言就常利用专业术语包装获得可信度。
五、对抗谣言传播的技术路径
- 建立“谣言指数”预警系统：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监测高频传播内容，结合权威机构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。
- 发展可视化辟谣产品：将专业机构的文字辟谣转化为短视频、信息图等易传播形式，例如将病毒传播机制做成动画演示。
- 构建协同验证平台：类似“腾讯较真”的跨界合作模式，联合医疗机构、科研单位、媒体形成事实核查网络。
- 设计“认知疫苗”干预：借鉴疫苗原理，在谣言传播前主动推送经过科学包装的反驳论点，如提前普及“病毒不可能通过无线电波传播”的电磁生物学常识。
值得深思的是，单纯指责“传谣者”往往无济于事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，风险社会中真正的危机是“信任危机”。当我们在转发前多问一句“这个消息的原始来源是什么”，在情绪波动时意识“这可能正是谣言利用的心理弱点”，或许就能在信息洪流中守住理性的方舟。毕竟，对抗谣言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现代公民在数字时代必须修炼的认知免疫力。
